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下）
作者：读裁者黄远辉，专注人文历史，质量标准，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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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和中篇……
五、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是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元丰八年（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虽然变法失败，但是王安石变法还是受到不少肯定。列宁曾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作者）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一直以来，我们都说宋朝积贫积弱，但是很多专家都认为，宋朝积弱是真，但是肯定不积贫。《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宋朝商业的极度繁荣，宋朝从开国时就实施重商政策，而且宋朝政府对于小商贩也是很宽容的。比如，为了解决商贩侵街，影响市容交通的问题，宋朝政府专门设立“街道司”（宋朝的城管+市场监管）来管理。
小贩侵街占道问题屡禁不止，但政府为顾及小贩的生计，一般不主张粗暴惩处小贩。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者，上以劳扰不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集思广益，最终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街道两旁适当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占道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侵出红线之外就要受罚。
《清明上河图》里的虹桥两头就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又不至于妨碍公共交通。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图片来自网络）
南宋初期，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读xíngzài，指天子所在的地方）卖酒醋。”这里的“行在”就是临安（杭州）。由于开酒店最赚钱，所以临安酒店林立，时人有“青楼酒旗三百家”之说。
宋朝税商有两个途径，一是对消费弹性低的特殊商品，实行禁榷制度；二是对普通商品收商品税。所谓禁榷制度，其实就是官营制、许可制和征税制的混合统一。禁榷收入主要以货币形式为主，这笔收入与两税收入相当。宋朝的商品税也有两种：对经过收税点的过往商贩收取的税称“过税”，税率2%；对店铺与城镇摊贩收取的税为“住税”，税率3%。对于少数特定商品，政府要收取10%的实物作为抽税，应税商品在抽税后不再征收过税和住税。但实际上，各项税负加起来，肯定超过了商品价值的10%。学者程民生在《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对各地的商税做了统计，得出全国户均商税额为文。
黄仁宇先生算过一笔账，两宋期间正常年份的财政收入能达到1.5亿缗铜钱以上，相当于1.5亿两白银。要知道，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初期，每年财政收入才不到万两白银。所以，宋朝是真的不穷。
宋朝工商业发达，税率看起来也不高，但财政危机一直都存在。宋朝的财政危机主要来自三冗：冗员、冗兵、冗费。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庆历三年（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
王安石认为，北宋财政的症结，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农民之所以贫苦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财富国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是积极开源，而不是消极节流。
因此，王安石的富国之法主要如下：第一，实行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第二，实行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第三，实行方田均税法，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第四，实行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第五，实行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第六，实行均输法，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此外，王安石还实行了保甲法等强兵之法，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等。
我们前面说了，收税就是一门艺术，能让“鹅”不叫或者少叫，这是很难的一件事。王安石说他的变法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什么叫拔鹅毛而不让鹅叫，这就是。王安石认为，自己的理财术可以在不伤害老百姓的前提下，创造出更多的财政收入。第一条，靠发展生产来创造经济增值，比如“农田水利法”，通过大力兴修农田水利，提高农业技术，来发展生产，实现官民双方的利益增加。第二条，通过自愿交易行为来增加效用，比如“免役法”“保马法”，“免役法”允许做差役的人出钱免除劳役，然后官府再去花钱雇佣劳役，被免除劳役的人就可以去做自己更擅长的事，比如种地、做买卖等，这就有点像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保马法”也是同样道理。第三条，通过金融手段来获取财政收入，比如“青苗法”“市易法”。第四条，通过加强财政管理来扩大财政收入，比如“方田均税法”，“方田”意思就是清丈田亩，整理土地账册，“均税”就是落实“履亩而税”。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15年。在这15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王安石变法之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于，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的制度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
六、张居正“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最早由桂萼在嘉靖十年（年）提出，张居正于万历九年（年）推广到全国。新法规定：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张居正要搞一条鞭法，按土地收税，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全国清丈土地，而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中央帝国的难题。
明朝当时使用的土地档案，叫做“鱼鳞图册”，从明太祖开始沿用。一次全国清丈，不出大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行政工程，若非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一般人还真是很难办到。
我们前面说了，直到唐朝两税法才真正确立起按土地收税的制度。从公元前年的“初税亩”到公元年的“两税法”，我们的中央帝国为此努力了一千多年。两税法确立之后，按土地收税的财政理想其实依然难以无法完全实现。
张居正推动的田亩清丈效果显著，比之前增加了万顷。与此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各级政府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所有不紧急的支出全部从缓，所有账目都要严格核查，各地方政府都要强制性实现结余。为此，张居正还还大幅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节省工程开支。针对官员懈怠的问题，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就是给各级官员们应该办的事设定一个完成期限，然后由各级部门检查完成情况，没完成的就惩罚。通过这些雷霆手段，张居正硬是让明朝的国库在十年内达到了万两。
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把地方官员已经推行的“役归于地”的做法推广到全国。“役归于地”就是这些活儿官府自己雇人去干，把花费转化成税收负担，摊到田亩中一起收税，原来百姓身上各种税负就合并成一条，“一条鞭”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张居正的做法多次受到同僚的弹劾，加上张居正的强硬态度，又违反了中国官僚制度的优良传统——丁忧制度（父母死后，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必须离职，称“丁忧”），对于小皇帝也过于严苛，给小皇帝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因此他的改革也没有持续性，后来只能人亡政息，小皇帝长大后第一时间就把他给做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详细的介绍，请大家阅读原文）。当时，明朝财政体系已经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正如黄仁宇说的：“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靠张居正一个人，实在是难以纠正制度的缺陷。
七、黄宗羲定律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来学者秦晖先生把这个“积累莫返之害”，命名为“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将他的这个思考都写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黄宗羲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认为那时民众的负担比较轻，因为国家只征收田亩税，形式上是粮食；可是到了魏晋时期，增加了户调税，形式上是布帛；到唐代初年，又在田亩税和户调税之外加征丁口税；到了宋朝，在田亩税之外又增加了丁口税，要求百姓要么上交钱米，要么亲身服役；到了明代，在这个田亩税之外，又增加了力差、银差等等。黄宗羲总结出的结论是，历代以来国家总是这样税上加税，并税后再加税，老百姓的税收负担越来越重。于是他呼吁，返回到夏、商、周时期，只征田亩税，问题百姓的税负积重难返，回不去啊。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黄宗羲定律没有把生产力水平增长考虑进去。当代财政史学者马大英先生经过研究发现，把两汉期间的田亩数和容量按单位折算下来，土地出产增长了80％左右。宋代以后，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也在不断提高，许多地方的农产品耕作还变成了双熟制，就是一年收获两次。那么黄宗羲定律错了吗？也不全是，黄宗羲定律至少强调了税负的轻重不在于正税的名目和正税的数额，而在于杂税的税率、税源和征收方法。
财政制度改革自明朝以后还在一直进行，比如雍正帝的“摊丁入亩”，清末赫德海关税收制度改革，载泽（晚清宗室大臣，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被称为清朝最后一个大管家）成立度支部，推行预算管理等，都给现代的财政管理奠定了基础。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以及其他著作中，反复强调中国历代没有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缺乏中层的技术操作环节，是妨碍中国向现代化顺利转型的重要症结。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则说，从年到年间，中国已经具备了即将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规范，至于用何种数目字，则尚无定论。
关于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我们就说到这里，最后还是请大家阅读推荐书单，几位作者说的远比我浮光掠影说的精彩，有时间和精力我应该会再重读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