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徐则臣：年生于江苏，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北上》《耶路撒冷》《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京西郊故事集》等。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两次获得中国好书奖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年，36岁的徐则臣写出获奖无数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这本书被誉为“70后的成长史”“一代人的心灵史”。五年之后，41岁的徐则臣以《北上》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授奖词这样说：“在《北上》中徐则臣以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在百余年的沧桑巨变中，运河两岸的城池与人群、悲欢与梦想次第展开，并最终汇入中国精神的深厚处和高远处。”
◇徐则臣的小说质感丰盈。他怀着一颗敏锐的体察之心，热忱而冷静地描写现实，他笔下的人物不断走向世界，又不断返回故土，他们倔强地生存，并寻求实现理想的路径。作为一个年轻而成功的作家，徐则臣本人也在探寻自己独特的文学之路，他艰辛地翻越一座座文学山峰，努力接近自己的梦想之书。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程青
《瞭望》：你凭借长篇小说《北上》荣获茅盾文学奖，成为70后作家中最年轻的茅奖得主，也是历届得主中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对我来说，是个阶段性的肯定。写作是一个人的战斗，长路漫漫，有时候真需要来自外界和他人的呼应，鲜花和掌声固然很好，单纯的批评也没问题，它会让你感受到“吾道不孤”。茅奖当然是个巨大的鼓励，起码说明这些年的写作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和尊重。年龄是经常被我忽略的话题。一个敬业的写作者，每一部作品动用的都该是整个身心。这样一种整体性、全方位的消耗，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能力此消彼长，很难说哪种能力就更重要。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
写作就像踢球，获奖如同进球，你不能因为进球了就停下来，比赛还在继续，你还得满场跑。我一直认为，球员的荣誉和尊严与其说在进球，不如说在于尽心尽力永不懈怠地满场跑。
《瞭望》：《北上》的写作用了四年多时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
徐则臣：年《耶路撒冷》出版后反响不错，有一天跟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和朋友在当代商城旁边的一家咖啡馆聊天，谈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朋友说，很喜欢《耶路撒冷》里写的运河，能不能来个大的，专门写运河的长篇。我眼前一亮。从小在河边生活；初中时校门口就是运河，冬天宿舍自来水管冻住了，我们就端着脸盆和牙缸往校门口跑；念大学和教书那几年，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离校门步行一刻钟，每天来往于运河两岸；从大一开始写作，半数以上小说的背景都在运河边，这些年东奔西走，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河段，边边角角我基本去过，对运河不可谓不熟悉。朋友一提醒，一条大河瞬间便浩浩荡荡地浮现在脑海里。瓜熟蒂落，呼之欲出，就这感觉。接下来就是构思、阅读、田野调查、写作，到写完，四年。
《瞭望》：文学创作源于作家与人生经验的一种遇合，在你的成长经历中，哪些人哪些事曾对你走向文学这条道路有过影响？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契机是什么？
徐则臣：我确定以写作为志业不算早，已经念大学了。如果顺利考取心心念念的法律专业，这辈子可能跟文学就没啥关系了。但现在成了作家，回头想想来路，好像也是水到渠成的事，起码我觉得一个作家的长成所需要的标配，我基本都有了。
我生在一个老式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老私塾出身，后来做了多年小学校长，经历艰辛曲折，我从小跟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祖父一直读书，还长年订阅《中国老年》和《半月谈》。那时候订阅杂志，整个村庄里也就我祖父一人。我就靠着祖父的旧书和这两本看上去文学含量稀薄的杂志开始的文学启蒙。放牛的时候会经常背诵《中国老年》里“老干部们”的旧体诗。生活在乡村，能够随时融入野地，对我后来写作非常重要。一个好作家对大自然要能融会贯通，天空和大地看得懂，植物和动物要能“齐物”。十八年的乡村生活给了我最生动的关于自然和生命的教育，也给了我理解世界的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小时候我性格偏静，读书是乐事，有了空就看书，也因此有幸结识了一些藏书甚丰的师友，所以，尽管乡村文化贫薄，我还是有了一定量的阅读。小学毕业前，我就把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小说全读完了。
故事对我有着恒久的魅力，我也一直把武侠小说视为我的文学源头之一。高二时我就开始写小说和诗歌，但那纯属认真的瞎玩，高二之后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头疼，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满脑子乱云飞渡，一度到了幻听的程度，过马路得怔半天神，确定左右没车才敢迈步。人变得越来越孤僻，也没人交流，大家都忙着复习迎考。我就不停写日记，自己跟自己说话，那两年写了几大本日记。正是那些无所顾忌、急不择言的日记把我写开了。用文字表达成了我理解自己和世界的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途径。我想这才是我后来走上创作之路的最大推手。
我一直想当律师，但高考出了问题，进了中文系。整个大一都很茫然，天天钻图书馆看书，为什么读也不知道。到暑假，同学都回家了，我一个人还留在学校读书。一个晚霞满天的黄昏，看完一部小说，突然发现当个作家也挺好，作家能知道一个遥远陌生人的内心，还能用美好的文字呈现出来。为什么不试试呢？此后开始认真琢磨，阅读、写作和生活。从年的那个夏日黄昏至今，二十三年过去，“成为一个作家”对我来说，依然像刚刚做出的决定。
《瞭望》：写作中经历过怎样的周折和挫折？什么时候你觉得渐入佳境？
徐则臣：写作本身我没觉得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刚写作那些年，被退了不少稿，但从不怨天尤人，看过那么多好书，大概知道好东西在哪个高度，自己火候到没到心里很清楚。我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认准的事轻易不会变。缺啥补啥，也舍得对自己下狠手，既然是要干一辈子的事，那就别想着投机抄近道，更不争一时之短长。我很庆幸这些年下过的笨功夫，过去认为的弯路，离远了回头看，全被时间拉直了。发表比较顺利，是从年开始，已经写了七年。长篇写作上觉得摸着了点门道，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所谓摸着点门道，是指终于明白如何在长篇上下笨功夫了。
《瞭望》：你从江苏东海农村走进淮阴师范学院，后到南京，之后来到北京，这一路的求学经历对你有什么改变？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徐则臣：村里念的小学，镇上念的初中，县城念的高中，小城市念的大一大二，省城念的大三大四，首都念的研究生，中国的每一级行政区划我都结结实实待过了。过去觉得人生斗转星移曲里拐弯，憋了一肚子辛酸泪，却难以向外人道，现在觉得真是笔财富。一步步到世界去，这一路把我所有的轻狂都磨掉了。不管原因何在，事实表明我不是那种能跳级的人，那就踏踏实实地活，把每一步走好，尽最大努力打开自己。我算是体认到何为重在过程，因为我一直在“过程”中，所以我也越来越少去想一件事的结果，闷头做事更重要。对写作的影响之一是，我基本上熟悉了中国的每一个阶层，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知道他们的焦虑和疑难；我一直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是我。
《瞭望》：在《北上》之前你的长篇《耶路撒冷》被誉为是“一代人的心灵史”“70后的小史诗”。你本人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你们这一代作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创作的优势在哪里？
徐则臣：这一代作家懂事起，精神的成长主要是伴随改革开放至今。当很多批评家和读者在批评70后作家过于日常，不能骄傲地勇立潮头、成为“现象”时，我恰恰为此深感心安与笃定。文学不是没事就扯出面大旗让它猎猎作响，不是上蹿下跳地折腾搞动静，文学需要沉默地劳作，精工细作，一种纯粹的“匠人精神”。我印象中的同龄作家，就是一群“沉默的劳作者”。这拨作家，教育、阅读都跟得上，少有致命的短板，绝大多数都是从中短篇小说起家，能扎过硬的马步，能飙华美的花腔，要不也难以跨过文学期刊苛刻的门槛。好作家靠的是硬实力与软实力之和，软实力必须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何为硬实力？就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基本功。这是一个作家能够行稳致远的极重要保证。
《瞭望》：你写了这么多作品，获得了这么多文学奖，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请谈谈你最艰难的人生阶段和最艰难的写作过程。
徐则臣：最艰难的人生阶段，跟写作没什么关系，就是高中后期的神经衰弱，一个人绝望痛哭的时候很多。力所能及的，在我看来都不能称之为艰难，所以写作上我很少觉得有迈不过去的坎。假以时日，功夫到了，总会一点点接近理想的状态。但生病你没办法。想看书看不进去，眼瞅着大考在即，别人都在状态，就我一个人像个游魂整天飘飘忽忽的，牙咬碎了也使不上劲儿，离家又远，没人帮你分担，我从来没那么无助过。那时候租住在县城郊外的一个村庄里，每天下晚自习后骑一辆破自行车回住处，乌黑的路，一路骑一路绝望地流眼泪。写作上的艰难跟少年时代孤零零的无助的绝望比，不值一提。那时候我连求助都不会。
《瞭望》：人生的艰辛总是远胜写作的困顿。你的两部长篇《耶路撒冷》和《水边书》都是以运河作为背景，这部《北上》则完全将运河作为主人公。运河在你的文学世界中意味着什么？今后你还会继续以此为题材创作吗？
徐则臣：运河是我写作的一个根据地，也是一面我用来反思历史、观察和理解世界的镜子。还会继续写。现在正在写一个短篇系列，故事就发生在运河边一个叫鹤顶的小镇上，这个镇子之前好几个小说里都提到过，这次集中来写。
《瞭望》：你最近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再次将写作聚焦北京的底层人物，这本小说集和你的长篇有什么不同？
徐则臣：长篇《耶路撒冷》和《王城如海》都大规模地写过北京。尤其《王城如海》，整个背景都放在北京，写作的初衷就是表达我对北京这座城市的理解与困惑，如题所示，“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深藏”（苏轼句），写的就是人与城的关系。但长篇容量大，适宜从整体上探寻主题，所以无论故事还是对问题的深入探究，通常会呈现出块状结构，必须强调它的整体性。短篇就相对分散和灵活，可以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个地方，换个地方再打一枪，主题既可以正大庄严，也可以偏僻别致，作者首先要保证每一篇小说的完成度。此后，如心有余力，或者像《北京西郊故事集》这样，从开始就作为主题小说集来构思，那就得在单篇自足之外，照顾到篇际关系，营造出形散神聚的张力。至于长篇和这个短篇集的区别，长篇里的阶层和人群更宽阔也更复杂，《北京西郊故事集》集中在几个年轻人身上，北京城是几个年轻的外来者眼中的北京城，有着鲜明的人物印记。
《瞭望》：“乡土”或者说“故乡”在你小说中承载了什么？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我生长在乡村，十八岁念大学才出远门，大学之后每年都回家；所有的农活儿都会干，放了多年的牛，赶车扶犁都没问题，乡村经验不能算少。但我极少写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乡土，这是一个中国式的特殊概念，有“乡”也得有“土”，这个“乡土”是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之上的，人与土地的关系越复杂，乡土小说在社会学层面上的价值相对就越大。但很惭愧，我在田间野地奔走了十八年，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上，还是难有让我满意的发现，所以写得极少。但我可以写故乡，写记忆中的人和事，写可能发生在故乡的故事，探讨那一个独特语境中人与世界可能存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故乡”更接近于一个“语境”：我所熟悉的地理的、情感的、带有童年和旧时光晕迹的、可以有效地行之于艺术的空间与时间混合成的背景。在我要以文学呈现的这个世界，它代表了“来处”：一切都要有来处，人、事、情感、认知，乃至我对世界的想象和虚构，最初都发端于“故乡”。所以，“故乡”必须存在，它是理解“世界”最重要的参照。
《瞭望》：你的《耶路撒冷》的主人公是一位想去耶路撒冷求学的专栏作者，《王城如海》的主人公是一位海归先锋戏剧导演，《北上》的主人公是在意大利威尼斯运河边长大的旅行冒险家，你将人物放置在更为宏阔的“世界”的背景上，你想表达或者说想企及什么？
徐则臣：“到世界去”一直是我写作非常重要的主题。我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河流、火车、飞机等意象，它们是我寄寓“到世界去”的载体。在偏僻的小地方成长，对世界自然有浩大的想象，想象不能虚无缥缈，得有路径，小时候我跟着河流走，看着途经村庄上空的飞机，想象只坐过一次的火车，想它们最终会到哪里。它们到哪里，我想象中的世界就延伸到哪里。在想象开拓出的疆域里，世界丰富多彩。
作者向往一个辽阔远大的世界，小说里的主人公必定随之。所以，《北京西郊故事集》中木鱼、行健、米萝要来北京，《耶路撒冷》中的初平阳念完了北大博士，要去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里的余松坡从老家到北京念书，然后去了美国继续学习戏剧。他们都行进在“到世界去”的轨迹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到世界去”是我们共同的境遇，中国人要“到世界去”，外国人也面临“到世界去”的问题，相互的。就写作而言，当我打算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时，那就不仅需要中国人的一步步“到世界去”，同样需要外国人的“到世界去”，让他们到中国来。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同视角下的运河和中国，才可能更加逼近那个真实的运河和中国。
《瞭望》：你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文学编辑，你是如何平衡写作与职业之间的关系的？
徐则臣：两种身份相克相生。作家需要保持对文字和表达的艺术敏感，以及足够的表达欲望，但编辑的首要任务是海量阅读稿件，当下创作良莠不齐，长期大量的低质量阅读很容易磨损对文学的艺术感觉，也会逐渐消磨掉自身表达的欲望。同时，我一直认为作家应该对发表和出版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和神圣感，必要的功利心有助于刺激创作的热情，但编辑身处发表和出版现场，神秘感、神圣感全无，精神上很容易懈怠。我见过很多才华横溢的编辑前辈，当初都是写作上的一把好手，怀抱伟大的写作梦想做了编辑，流年似水，作家身份一点点流失，最后成了专业的编辑家。
不过编辑工作对写作又大有裨益。你一直身处当代文学现场，对当下创作了如指掌，对自身创作的定位就会更加清晰准确，知道你的空间和可能性在哪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以少走弯路，避免闷着头盲目写作常要浪费的无用功。做编辑也是在搞评论，看稿子的主要任务是挑毛病，盯别人眼神好，盯自己的眼神也不会差，都是前车之鉴，看见的坑你肯定不会再跳。长此以往，“成品”的几率相对就会大一些。
《瞭望》：你的“作家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徐则臣：我的一天乏善可陈，分为上班和节假日两种。上班日很少写作，忙了一天，回到家恨不能倒头先睡一觉。即使那天单位不太忙，上下班挤三个小时的地铁，回到家也差不多瘫了。为了避开下班高峰，经常在单位附近随便吃点，回到家大概就九点半了。跟家人孩子说说话，看书，记点东西，差不多就该睡了。路上的三个小时，地铁不挤就看看书或者稿子，拥挤了就听书。这两年我听完了好几个大部头，就当重读：《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午夜之子》等。这是跟纸质阅读不太一样的体验，赶上播得好，真是立体的享受。
不上班的时候，非不得已，我极少出门，节假日是写作时间的最后保证。写作的“一天”里，生活会突然没了规律：晚睡晚起；上午写一个半小时；午饭后在楼下走二十分钟，午睡半小时；下午写两个半小时，我在下午更出活儿；晚饭，散步一个半小时，散步时头脑里转着接下来小说的内容，九点左右坐到书桌前，状态好能写出五百字。写作的一天里，最怕手机响。
《瞭望》：作为一个获得那么多大奖的作家，你的文学追求是什么？你心目中的文学高峰是什么？
徐则臣：获奖只是写作的副产品，有了当然更好，没有，正事还得继续干下去，且要干好。干好，就是我理解的文学的追求。四十岁之前，我就问过自己：文学究竟是不是一辈子的事业？答案：文学是，但写作不是。不管写不写，文学肯定戒不掉了，一天不读书面目可憎，我没法容忍自己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但写作不一样，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因为我对这个世界还有好奇和疑难。写了二十多年，写作早已成为我思考得以深度掘进的方式，不动笔，我的思路经常只能原地转圈。要满足好奇、解决疑难，就得写。所以写下去的理由只有一个：解决问题，更好地自我表达。
高峰是个终极问题，唯时间有资格去判定，作家要做的就是一座山一座山地翻越，朝着自己的梦想之书无限逼近。或者说，心目中的文学高峰就是写出那本梦想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