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王昱
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全文公布，海南自由港建设正式拉开序幕。在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外交形势严峻复杂的特定背景下，海南自由港成为我国进行试水和突围的一大有力举措。
价格低廉的免税商品、吊臂林立的货运码头、堆积如山的集装箱和滚滚而来的转口利润，这是大多数人对自由港的直观印象。可你是否知道，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经济特区，其发展和最终成型走过了一条颇为曲折的道路，而一个自由港对一个国家兴衰的影响，远非你想象得那么简单。
无论从单纯字面上还是历史追溯中，自由港的鼻祖都是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城市。
如果你穿越回一千年以前的世界，去观察、对比当时东西方的城市，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与东方的中国相比，当时西方几乎没有城市。
的确，据历史学者推算，截止到公元一千年，欧洲人口超过一万的城市只有伦敦和威尼斯。而同时代的北宋都城汴京，人口已经达到30万之多，且如《清明上河图》描绘得一般繁华，连西方汉学家都承认“汴京城门前一个守卫的生活水准，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国王”。
照此推论，率先发展出近现代城市文明的似乎应该是东方的中国，而非西方的欧洲。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人口不足万人的欧洲自由城市，孕育出了现代城市生活的萌芽。
究其原因，是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中世纪城市，与近现代城市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前者宛如中生代的那些远古巨兽，虽然身躯庞大，但其内在结构和运行逻辑却与现代城市迥然不同。
在经济上，这些繁华的巨城不过是封建皇权豢养的奶牛，皇权可以随意制定、变更其税收政策，甚至在自身危机时刻对市民的财产进行全数剥夺（参考“靖康之变”）。
而在政治权力上，居住在这些巨城里的市民们不过是皇权可以随意调拨去“实边”的待用资源，“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即便对精英来说，城市也不过是他们的暂居之所，压根谈不上什么认同感。
所有这些，决定了这些古典巨城们注定只是附属于皇权的无根巨木，一场时代的变迁就能将它们轻轻抹去。
然而，同时代欧洲的自由城市却不同，它们规模虽小，但稳扎稳打，最终羽化成蝶。
与东方巨城往往依靠皇权指令一夜成型不同，西方那些自由城市反而是从王权的缝隙间生长出来的——最初，组建城市的只是一些逃脱贵族庄园的脱籍农奴，为了生计，他们在水路要冲间摆起地摊，靠营商糊口。慢慢地积累下一点钱财的商人们为了免遭贵族老爷的敌视，开始缴纳“保护费”，随后又尝试用购买所谓的“自治权”的方式一次性买断这些保护费。
就这样，这些自由城市一点点从封建王权那里赎买到了政治自治、经济自治甚至军事自治，成为脱离周边封建封国的“自由市”。由于贵族老爷们无法再随意压榨这些城市，自由市当中的贸易税收变得稳定、低廉，这些自由市于是成为“贸易黑洞”，源源不断地吸纳周边的贸易潜力，转口利润滚滚而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不附庸于皇权的城市繁荣产生了。
在获得极大发展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一些自由市一度尝试与封建王权分庭抗礼，波罗的海各自由港组成的“汉萨同盟”曾经组建联合舰队在14世纪打败丹麦，逼迫后者签订《斯特拉尔松德和约》出让其贸易权。而意大利自由港威尼斯，更是一度借十字军反噬了其原宗主国东罗马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
然而，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这些依靠赎买获得自由，又靠自由贸易发家致富的独立自由港无一不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纷纷陨落。事实证明，自由港虽然不脱胎于民族国家，但与民族国家的融合、合作而非对抗，是其近代之后唯一可行的出路。